陈军长虽因突发“七七事变”，没有及时对何军长发动进攻，但也没有下令撤军。

“参谋团”便紧急联系川内其他几名颇有实力的地方军阀，纷纷发表通电，“全力拥护中央”，“拥护川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驻防川南的一名黄埔一期的老牌四川军阀，早就由“参谋团”做工作，跟中央走得很近了，并得到了蒋委员长的亲笔书信，予以褒奖。他直接跟陈军长打去电话，严正声明：如若陈军长拂逆民意，不听中央号令，决意发动川战，他就带着手下的部队攻打成都！

陈军长一时成了民众与军队共同反对的孤家寡人。无奈之下，他只得恨恨地将开赴毗河东岸的德式装备部队撤回了成都。

不久，蒋委员长就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战总动员令”：“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全国顿时一片振奋，抗日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

何军长闻讯后异常惊喜，火速召集防区里营团级以上的军官开会，商讨当前的形势与对策。会上，李嘉祺特别指出：陈军长虽然退兵了，但他们龟缩在川西一隅，终究是没有任何前途的。他们何不趁着蒋委员长号召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机会，主动向中央请缨，将部队开出四川去，彻底摆脱陈军长的围困和钳制，在战争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

何军长非常赞同李嘉祺的意见。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四川为争夺地盘争夺权力，跟其他军阀不停地打仗，打内战，不仅被外面的人耻笑辱骂，轻蔑唾弃，他们自己也深感疲惫与愧疚，已十分厌倦这种毫无意义的“烂丘八”生活了。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作为军人，也该为这个苦难的国家和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了！

何军长当即命令机要人员，以个人的名义，给南京的蒋委员长发去了一封请战电报：希望能尽早率军出川，抗击日寇，赴我国难！

委员长很快就回了电：你有如此坚定之抗战决心，中央甚为欣慰。望你励精图治，厉兵秣马，随时听从中央遣调，出川杀敌！

看着委员长亲自口述的嘉勉电报，何军长倍受鼓舞，立即让李嘉祺跟国防部联系，请国防部“尽快解决装备补充问题”，以备他们“早日出川抗战”。

国防部也很快回了电：装备已购置完毕，正由海运回国，不日将送达四川。

何军长心花怒放，兴奋地搓着手说：“看来，委员长和国防部对我们支持是真实真诚的！我们断然不能再对中央有所猜忌，有所顾虑了！”

同一天，被形势所迫的陈军长也在成都通电全国，表达了川人川军的抗日决心：“……强寇压境，其危险性之严重，远超于有史以来之外患。……战犹有生机，不战亡可立待！……”同时，他还向中央保证：“川人川军定当同德同心，举全省之力，发全省之物，共同抗日，共赴国难！”

何军长在收音机里闻听了陈军长“同心同德”的抗日宣言后，欣喜不禁，立刻命令开会的军官们：火速赶回驻地，整肃部队，补充兵员，早晚操练，待国防部补充的装备一到，全军将士，即日出川杀敌！

李嘉祥和李嘉祺赶回天府县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抗日宣传。李嘉祺亲自赶到国立中学去，将几百名师生组织起来，拉上了街头。

这是一个雨后的夏日早晨，天空阴晦，县城的石板街道上积满了雨水，漂满了布片、菜叶和稻草等生活垃圾。国立中学的师生们挽着裤腿，踩着积水，举着横标，挥着小旗子，在街上群情激奋地呼喊着抗日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坚决支持抗战！

还我东北！还我河山！

有一队高年级的男女学生，还将白衬衫撕破，脸上涂满血一样的红墨水，手挽手地站在街中间，朝着过往的居民和行人，高声悲壮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之后，李嘉祺又安排团部的文书，书写了大量的招兵告示，贴满了大街小巷，并亲自带人出去，在东南西北四门设立了招兵站，等待着天府县的广大青年前来报名参军，为国杀敌。

然而，让李嘉祺没有想到的是，招兵的告示贴出去好几天了，前来报名参军的人却寥寥无几。

川西平原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是不会送娃儿去当兵，去做炮灰的。再加上这几年驻守天府县的李嘉祥部队每况愈下，被人打得溃不成军，东逃西窜，有时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就更没有人愿意送自家的娃儿来受苦了。所以，尽管设在东南西北四门的招兵站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十分热闹，也引来了很多人围观，但人们一听说是“李团”在招兵，就纷纷摇着头走开了。

这天上午，一个乡下老汉领着儿子挑着箩筐进城卖菜，在北门的招兵站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后，也带着儿子离开了。

坐在桌子后面的李嘉祺非常着急，禁不住站起身来，追上去拉住那老汉，动员和鼓励他儿子参军，并说这次参军与以往不同了。老汉盯着李嘉祺看了又看，问他：“有啥不同的？”

李嘉祺理直气壮地说：“这次是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