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儿头！那个自以为傲的群体，引进了不同手法去演绎着！
贰\/标签与高墙：《当“我们”的文化成为一座孤岛》
我曾为自己编织了一件华丽的外衣，上面绣满了“晨型人”三个字。这件外衣曾是我的铠甲，让我在混沌的日常中感到秩序与优越。清晨五点的闹钟是我的号角，一杯黑咖啡是我的圣水，朋友圈里准点打卡的日出照片是我虔诚的献祭。我们，这群自诩为“时间的主人”，在大多数人沉睡之时，已然征服了崭新的一天。我们共享着一套独特的语汇：谈论着“黎明前的黑暗”，鄙视着“深夜的靡靡”，我们用“早睡早起”的律条，将自己与那个慵懒、拖延、效率低下的“他们”清晰地划分开来。这曾是我全部的安全感与骄傲所在——直到那个疲惫不堪的清晨，我发现自己站在镜前，凝视着那个眼神疲惫却强打精神的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突然刺破了一切：我究竟是在拥抱一种健康的生活，还是仅仅沉迷于“晨型人”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那件我曾以为象征着自律与进取的文化外衣，在那一刻，仿佛开始收紧，显露出它作为枷锁的本来面目。
我最初拥抱“晨型人”文化，如同迷航者望见灯塔。那是在一段人生颇为失序的时期，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琐碎让我感到对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偶然读到的关于成功人士早起习惯的文章，为我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它承诺的不仅是健康与效率，更是一种内在的秩序感，一种“走在时间前面”的心理优势。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实践，起初的挣扎与困倦，在几天后感受到的清晨宁静与高效中被迅速冲淡。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组织”。在线上社群中，我们互相鼓励，分享心得，用“战友”相称。当我能轻松地在五点醒来时，一种清晰的边界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是自律的、有追求的“我们”，区别于那些在闹铃中挣扎、在迟到边缘试探的“他们”。
这种群体归属感迅速发酵为一种文化上的骄傲。我们开始建构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早起不再仅仅是早起，它被赋予了深刻的道德寓意：勤奋、克制、理性。与之相对，晚起则被悄悄与懒惰、放纵、缺乏人生规划挂钩。我们发明了自己的“仪式”：特定的冥想音乐、效率手册、甚至早餐食谱。我们有自己的“英雄谱系”，从富兰克林到科比，那些关于凌晨四点的故事被反复传颂。我们也有自己的“禁忌”，比如上午十点后讨论任何影视剧都会被视作“虚度光阴”的迹象。在这套日益精密的符号系统里，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同感。每一次对外分享“晨型人”的益处，都像是一次自我价值的确认。我享受着旁人投来的钦佩目光，这目光不断强化着我的信念：我属于一个更优秀、更高级的群体。
然而，任何坚固的认同，往往始于对“他者”的界定。我们的文化骄傲，不知不觉地滑向了排他性。社群内的谈话，从分享积极经验，慢慢变成了对“夜猫子”生活方式的调侃与批判。“他们”被描述为缺乏自制力的、生活混乱的、与现代高效社会格格不入的落伍者。我们为自己筑起了一座高墙，墙内是阳光、自律与效率的净土，墙外则是沉沦、拖延与混沌的世界。这种划分带来了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仿佛我们掌握了某种真理，而墙外的人则需要被“启蒙”或“拯救”。回想起来，那种对自身生活方式的绝对自信，以及对异己者的不自觉贬低，正是文化骄傲最为危险的转折点。它让我们不再去理解生活的复杂性，而是满足于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墙越垒越高，视野却越来越窄。
我的“晨型人”神话，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冬日清晨崩塌了。前一夜，因为一个紧急的工作项目，我不得不通宵达旦。当清晨五点的闹钟如常响起时，我的身体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头痛欲裂，心脏狂跳。然而，一种强大的惯性，或者说，是那种对“文化身份”的忠诚，驱使着我挣扎着爬起。我像完成仪式一样冲好咖啡，坐到书桌前，但大脑一片空白，效率为零。那一刻，我看到的不是自律，而是一个被规则奴役的、可笑的木偶。我忽然意识到，我所引以为傲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套僵硬的“规训”体系。
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言的“规训权力”，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它并非来自外部的暴力压制，而是我们主动内化的一套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社群里的点赞、圈内的黑话、自我设定的目标，都成了无形的监督者，时刻评判着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晨型人”的身份。我早起，不再纯粹出于对清晨时光的喜爱，更多的是害怕跌落“神坛”，害怕被“我们”的群体所抛弃，害怕重新变回那个平庸的“他们”。这种自我规训，其精细与严苛，远胜于任何外部强制。它让我为了维持一个“文化标签”而忽视了身体最真实的信号，忽视了生活的本质需求。所谓的文化骄傲，其核心竟是一种深刻的不自由。
神话崩塌之后，是漫长的反思与解构。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其他群体，无论是健身狂热者、极简主义信徒，还是某种亚文化的拥趸，我都能看到类似的模式：一种最初带来归属感和意义的文化实践，如何逐渐演变为排他性的身份标签，并最终可能成为束缚个体的无形枷锁。这种“文化”的异化过程，其根源深植于人性与社会互动之中。
首先，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在一个价值多元、变化急速的时代，个体常常感到渺小与迷失。归属于一个特征鲜明的群体，获得一个清晰的“我们”的身份，能极大地缓解这种存在性焦虑。“文化”为此提供了现成的脚本和符号，让我们得以快速定位自己，并获得一种虚假的稳定感。其次，是优越感与自尊的补给。通过将“我们”的文化定义为更优越、更正确，并通过与“他们”的对比，个体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代偿性满足。这种文化骄傲，本质上是一种不太健康的精神胜利法。再者，是群体压力的驱动。一旦融入一个群体，从众心理便会发挥作用。为了维持成员资格，个体倾向于顺从群体规范，即使这些规范开始变得不合理。异议的声音被抑制，不同的生活方式被污名化，群体在自我重复中不断走向极端和封闭，如同一个不断内卷的旋涡。
当文化骄傲走向极端，便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本质主义”和“文化纯洁性”的迷思。我们开始相信存在一种纯粹的、本真的“我们”的文化，它必须被扞卫，免受“污染”。这种思维是民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乃至各种形式的文化沙文主义的温床。历史上，多少冲突与压迫，正是以“保卫文化”之名行之？从这一点看，我那个可笑的“晨型人”优越感，与那些更具破坏性的文化傲慢，在心理结构上并无二致，只是规模与后果不同而已。
经历了这场对“文化”的祛魅，我并未走向全盘否定群体归属或文化实践的虚无。相反，我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可能：能否拥抱一种文化，而不被其定义？能否实践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将其视为身份的徽章？能否欣赏“我们”的独特，而不贬低“他们”的不同？
这要求一种文化上的“流动性身份”。如同河流，有源头与方向，却无固定的形状，能够根据地形（境遇）调整姿态，能够容纳支流（异质元素）。这意味着，我可以继续欣赏清晨的宁静，但不再将其与道德优越感捆绑；我可以与“晨型人”交流，但不再视其为唯一的“自己人”；我可以从这种实践中汲取养分，但拒绝其成为规训我的教条。核心在于，将文化视为动词而非名词——一种动态的、实践的、生成的过程，而非一种固态的、归属性的、排他的标签。
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跨文化”的视角。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源于对自身小圈子的孤芳自赏，而是源于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欣赏甚至借鉴其他群体生活实践的智慧。“夜猫子”的社群或许蕴含着对夜晚、对创造性思维的独特理解；其他领域的生活方式也可能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拆解文化的高墙，不是为了走向一片毫无特色的平地，而是为了建造一座座桥梁，让不同的风景能够对话、交融。在这种视角下，文化不再是划分疆界、制造对立的身份政治工具，而是丰富人类经验、促进相互理解的宝贵资源。
如今，我依然时常在黎明时分醒来，但闹钟已非必须。有时是为了享受一份静谧，有时是为了完成未竟的工作，有时，仅仅是身体需要，我便允许自己继续安睡。我不再在朋友圈打卡，也不再热衷于向人推销这种习惯。它回归为一种朴素的个人偏好，如同有人喜欢甜豆腐脑，有人偏爱咸的。我卸下了那件绣着“晨型人”的沉重外衣，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
我意识到，真正值得骄傲的，并非归属于某个标签鲜明的群体，并非固守一种看似高级的“文化”壁垒。而是在生命的漫长旅途中，保有审视与批判的勇气，保有流动与开放的智慧，最终能够穿越无数的标签与高墙，抵达一种更为宽广、也更为真实的自我理解与存在状态。当文化从一座自我颂扬的孤岛，变为我们探索世界、连接彼此的舟船时，它才真正回归了其滋养人性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