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扣薪资金的专款专用，防止出现贪污、挪用等问题，周青云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督机构。

经过研究，最终确定由教育厅抽调学校会计理财专业的师生、财政厅抽调资深会计、军队后勤抽调财务人员，三方组成专项部门 —— 国难薪督察处。

督察处的督察专员每年重新任命一次，由辰溪大学城各校校长、军事厅各处长、财政厅高层等三方人员共同投票产生，确保其公正性和独立性。

由于马寅初在经济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刚正不阿的品格以及在各方中的崇高威望，他以全票当选为第一任国难薪督察专员。

消息传来，四省边地的百姓和公职人员都拍手称快，认为有马寅初坐镇，国难薪的使用一定能够公开、透明。

国难薪督察处的工作人员没有固定薪水，每次执行公务时，每人每天按照 2 公斤大米的标准发放补贴，并提供三餐温饱；工作结束后，根据服务时间的长短，发放 2-6 罐牛肉罐头作为奖励，有小孩的工作人员则可换成领取 2-6 罐奶粉。

这样的待遇虽然简单，但所有人都毫无怨言，他们深知，能为抗战出一份力，是莫大的荣耀。

马寅初上任伊始，便展现出了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这位 1882 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学者，1907 年赴美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15 年应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主任，1927 年后先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委员会主席、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1932 年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 年在沈从文的推荐下，随西迁大学来到辰溪。

如此深厚的资历和显赫的声名，让他在四省边地享有极高的威望，也得到了周青云的热情欢迎和重用。

担任督察专员后，马寅初首先展开了全面的巡视检查。

一天，正值午餐时间，马寅初带着两名督察处的工作人员，悄悄来到了辰溪的四省边地政务委员会食堂。

二天，刚走进食堂，一股浓郁的饭菜香味就扑鼻而来。他放眼望去，只见餐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有红烧肉、清蒸鱼、炒鸡蛋，还有各种时令蔬菜。几名官员正围坐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谈笑风生。

马寅初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他走到一张餐桌前，看到财政厅的留洋官员刘钿田正端着一碗牛奶，旁边还放着一罐打开的牛肉罐头。

刘钿田看到马寅初，连忙站起身打招呼：“马委员，您怎么来了？快坐下一起吃饭。”

马寅初却没有落座，而是指着桌上的饭菜，厉声质问道：“刘副处长，现在是什么时候？前线将士在吃糠咽菜，难民们在挨饿受冻，你却在这里顿顿大鱼大肉，还喝牛奶、开牛肉罐头，你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百姓吗？”

刘钿田被骂得一脸懵，连忙解释道：“马专员，您误会了。这牛奶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奶粉冲泡的，牛肉罐头也是我自费购买的，并没有动用公家的钱。”

“自费购买就能肆意浪费吗？” 马寅初的语气更加严厉，“你知道有多少难民婴儿因为奶水不足而夭折吗？你知道有多少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随后，马寅初当即向廉政厅申请，下令对刘钿田展开调查。

但尴尬的是，经过几天的细致核查，廉政厅发现刘钿田确实没有贪污公款，他的生活之所以如此奢华，是因为他出身于会同县洪江镇的刘氏富商家族，其父亲刘岐山 —— 号称洪江首富。

刘家在铁路、矿山和多家公办企业都持有大量股份，每年的分红不计其数，刘钿田的个人收入远高于普通官员。

调查结果出来后，刘钿田在财政会议上表示马寅初“不教而诛”，仗着政务委员的权势，擅自向廉政厅申请调查自己，导致自己在老家名声有损；

马寅初在会议上大发雷霆：“就算是自费，也不能如此挥霍无度！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该厉行节俭，把钱用在刀刃上。政务委员会食堂的伙食标准必须立即削减，以后三天才能吃一次肉，不准再出现大鱼大肉的情况。所有官员都要以身作则，带头节俭，谁敢违反，严惩不贷！”

“总之，国难当头，节俭从严”，最后马寅初一顿定音。

与会的官员们都低着头，无人敢反驳。

随后，马寅初利用自己担任四省边地政务委员，主管经济、财政、教育的便利，开始大肆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他取消了政务委员会各厅的招待费、办公经费中的浪费部分，削减了官员的交通补贴和福利，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教育经费和难民救济中。

此举引发了部分四省边地本土官员的不满，他们私下里纷纷议论，骂马寅初是 “左手转右手”，“左手把财政厅的经费砍了不少，右手就转到沈从文的教育厅，虚伪无耻”。

但马寅初对此毫不在意，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只要能为教育和民生多争取一分资金，就是对国家和百姓最大的负责。

在调查刘钿田的过程中，马寅初还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四省边地的许多公办企业在创办时，为了筹集资金，吸纳了大量私人资金，这些私人股东每年都能获得丰厚的分红，其中以周青云的周家持股最多。

得知这一情况后，马寅初立即在政务会议上向周青云陈诉利弊：“周主席，我知道公办企业的创办离不开民间资金的支持和资源倾斜，但如今国难当头，这些私人股东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能让他们捐献部分分红，将大大缓解战区的财政压力，也能让更多的资金用于抗战和民生。”

周青云听后，对马寅初的提议表示高度认可和表扬：“马委员说得很有道理，国家有难，人人有责。我周家在公办企业的分红确实不少，这些钱本来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带头将周家所有公办企业的分红扣除 60%，移交国难薪经费，支援抗战和民生事业；余下部分，我要拿来私下支援周氏救济教养学校”

周青云的表态让在场的官员们深受触动，马寅初更是带头鼓起掌来，其他官员也纷纷跟着鼓掌。

随后，沈从文提出，要求所有公办企业的私人股东，都将每年分红的 60% 上交国难薪经费，共赴国难。

不过，周青云来自后世，思维方式与这个时代的人有所不同。

他告诉沈从文等人：“这件事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势压人。当初四省边地百废待兴，需要大量重建资金，政府与私人股东签订了分红契约，现在不能因为国难就违背契约，利用政府权力强迫他们捐献，否则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周青云原本是想借鉴后世政府向企业募捐灾区重建资金的模式，通过号召和引导，让私人股东自愿捐献。

但他忽略了这个时代还带有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观念，以及官员和民众对 “义利观” 的认知。

在大家看来，连地方领袖周青云都带头捐献了60%的分红，众多高官也纷纷响应，那些家大业大的商贾富户，没有理由不慷慨解囊。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这些富户死守着巨额分红不肯捐献，不仅会遭到民众的唾弃，还可能影响家族的声誉和子弟的仕途。

于是，一场原本计划 “自愿” 的捐献，最终变成了大规模的 “被自愿” 捐款。

财政厅长胡善恒首先找到了刘钿田，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刘副处长，国难时期，勤俭节约是每个人的本分，你却如此铺张浪费，实在不应该；如今周主席家和各位高官都带头捐献了分红，连曾家也把湘乡老家的不少店铺卖了，捐给了国难薪经费，每年在工厂、铁路的分红也拿出捐献；我连女儿的嫁妆都捐了，你们洪江刘家家财万贯，更应该识大体、顾大局，不要自绝于四省边地的民众。”

刘钿田听后，连忙表示会向家族转达，尽快拿出分红捐献。

随后，他请假回到洪江，向他父亲刘岐山汇报了情况。

刘岐山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即决定，刘家将严格按照要求，捐献 60% 的公办企业分红，同时还额外捐献了一笔资金，用于救济洪江当地的难民。

马寅初则带着国难薪督察处的一众大学师生，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募捐工作中。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四省边地的四大富豪家族：麻阳滕家、洪江刘岐山家族、浦市姚少安家族和里耶李瑞林家族。

马寅初的工作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积极配合。

地方官员们普遍认为，周主席家和自己这些官员都已经带头捐献，这些地主老财们没有理由置身事外。

“要不是司令长官一再强调要讲究规矩和法律、不能强迫，国难期间我早就想把这群富人抄家填充国库了。” 一位地方官员私下里说道。

在各地政府的积极协助下，马寅初先后走访了四大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