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还是看着我，嘴角往上紧了紧。沉默片刻，再次转移了话题。他说：“你以前在哪儿读的高中呢？还知道其他的诗人吗？”

我说：“邛海对面，川中。”

校长说：“噢，原来还是邻居的嘛，我记得你们学校20世纪60年代走出了一个著名诗人校友，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叶延滨。我记得他有一首《囚徒与白鸽》的诗。”

校长又笑笑，说，很好！我还记得你的校友的另一首诗，我一会儿还有会，就把这首诗也送给你吧：

不要害怕垃圾箱和废纸篓

它们存在证明生活正常进行——

不要希望人们给你的只是掌声和鲜花

只有躺进坟墓里的人

才有权利要求只接收鲜花和赞颂……

校长走后，我把这几句诗默默记在心上。这短短几句话在我心头疯狂地发酵，当我走出来时，虽然原本也没想要进这个学校，但只是这几句话，让我心头非常不平静，觉得自己欠了自己很多，那种才进去一直保有的轻松感瞬间变成了一种格外的焦虑。

我出来的时候，阿侯诗薇把我叫住，问我说：“没有问题吧？”

我笑笑，说：“谢谢。”

我是后来才晓得校长其实就是阿侯诗薇的哥哥。

后来每当我早早地坐在西昌学院的图书馆里时，总会凝神片刻。我想起那个匆忙中能几句话就安慰了我灵魂的校长。我把他送我的诗抄了做成书签，看累了书的时候，就再读一遍，然后开始慎重地梳理自己的人生：我曾经就是垃圾箱和废纸篓，装满了这个社会最颓废、最龌龊的垃圾；我曾经那么希望得到掌声和鲜花，不是因为理想，只因为现实。可是，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和盲目追求呢？我想起大学毕业那次下跪，我为了想得到一份工作下跪了——直到今天清醒，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些都不重要了，生活原本没有对或不对，重要的是自己要有直面自己就是垃圾箱和废纸篓的勇气。

这一次，依然如此。当真正的机会来了，我依然没有直视自己的勇气。这意外经历的一次面试，接下来给我更多的还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持久的怀疑，我审慎，犹豫，彷徨。

阿侯诗薇看我着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嗯了一声，说：“有朋友要走，说好要送她！”

她说：“你早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开车送你。”

我原本不想让她送，但阿侯诗薇今天也耍了疯，就一定坚持要送我回来。

“你的朋友是男的女的？”

我说：“女的。”

“女朋友？”

我没吭声。在阿侯诗薇的面前，我没法去说沙马子。

一路无语。

快到车站了，她一边开车一边长时间地转过头来看我。良久，问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吗？”

我停顿片刻，承认自己说不清楚。

到了车站底下，我原本以为阿侯诗薇掉了头就会走，没想到她泊了车又下来：“我想认识认识她。”

我有点难为情，不想让沙马子见她。但阿侯诗薇执意要见，并且很快从我身边跨了过去。

那时沙马子已经站在了站台上，正跟老李和李大嫂在一起有说有笑。

火车就要开来了。沙马子看见我终于回来，高兴地扑上来。但当她看见阿侯诗薇的时候，抓着我的手松开了。

阿侯诗薇个子高，上下打量着沙马子的时候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感觉我在身边都感觉得到。

两个女人站在一起，一个完美高傲、气质不凡，一个羸弱娇小、楚楚可怜。然而直到这一刻，我都没有发现自己真正在乎的是沙马子多一点，还是阿侯诗薇多一点。只是，突然间觉得阿侯诗薇的完美更使她归入不了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也更觉得她的完美是为了给我和沙马子这样的普通人当照妖镜而已。

沙马子质问我：“这是谁？”

我说：“阿侯诗薇，我朋友。是她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阿侯诗薇淡淡地笑笑，伸出手去。

沙马子没有理她，指着我狂叫起来：“你犯贱是不是，我有钱花不完，你还要去人家那里讨口要饭。”

我真的生气了，我对着沙马子说：“你是你，我是我，不要老拿你来数落我！”

阿侯诗薇在一旁站着很是尴尬。她伸手向我告辞，我知道她是知书达理的人，知道她自然会知趣地走开，但看她离开又有点奇怪的感觉。

当我呆呆地看着沙马子因为生气而起伏的胸脯的时候，阿侯诗薇已经顺着来时的路往下面走了。

沙马子看着我发了花痴的样子，非常难过。我去看她，她两眼泪花，咬着嘴唇，不跟我说一句话。

我上去拉她，她甩开我的手。我几乎降低了一个声调，已经近乎哀求了：“对不起，好不好，人家只是我初中的同学，一个普通朋友，你不至于这样吧！”

沙马子甩开我的手，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句：“朋友？同学？看你们男盗女娼的样子，还骗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我恨死你了！”

她背过身去，哭得背一颤一颤的。我觉得她有点不可理喻了。

但任我怎么劝，怎么解释，沙马子都不再理我。

远处火车已经开过来，沙马子绝情地站在站台上。火车兜起的风把她的黄色t恤吹得飞扬起来。

我能想象得到，此时此刻的她是怎样的绝望和委曲。

李大嫂也过来拉她的手，像护着自己的女儿一样护着她。她趴在李大嫂肩膀失声痛哭，然后擦干眼泪，头也不回地跳上火车。

车开走了，李大嫂过来很不客气地指着我说：“我看是你吃饱撑的！海尔空调一拖二是吧！那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你还跟那个狐狸精鬼混！”